士大夫，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对于知识分子和官吏的一种称谓。士者，事也。任事之称也。引伸之，凡能事其事者偁士。“士”这个阶层，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出现得很早，用现在的话来说：“士”就是一群有点才的知识分子。“士”，上古掌刑狱之官。商、西周、春秋为贵族阶层，多为卿大夫的家臣。
这些知识分子之中，有的人运气好点，处于庙堂之上，有参政、议政的权利。这种人，即我们今天所说的“议士”。但是，运气差点的文化人，处于民间，不能参政也无法议政，即使能议政也只能私底下讨论，也无法起到真正的建设或者建议作用。这一类人，即我们今天所说“处士”。
在《史记》中，有一段东方朔对于“处士”的描述，其中，有一词“块然独处”就是对“处士”特性的概括性描述，使得“处士”一词也由此而来。“处士”一词虽然在《史记》中才开始出现，但是，“处士”和“议士”的社会现象，却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了。
春秋战国时期，诸侯割据，战火频繁。在各诸侯国中，很多有名有钱的诸侯贵族，如：春申君、孟尝君等，都以“养士”为时尚，最多时可达数千人。这些士虽然不为朝做官，但是，却依然在各大诸侯国中担任了重要的参谋作用。虽为“处士”，但是，议论诸侯之间的政事却一点也不少，且在战国时期，甚至，出现了“处士横议”的现象。可见，“处士”在战国时期非常活跃，且处士议政，在当时社会也非常盛行。
历史上的孙叔敖，就是当时有名的处士。他辅佐楚庄王施教导民，宽刑缓政，发展经济，政绩赫然，主张以民为本，止戈休武，休养生息，使农商并举，文化繁荣，翘楚中华。因出色的治水、治国、军事才能，孙叔敖后官拜令尹（宰相），辅佐庄王独霸南方，楚庄王成为春秋五霸之一。
此外，处士议政的风气盛行，也从侧面说明了当时社会思想文化环境相对宽松，统治者对全民的思想文化基本上持开放态度。而且，在一定程度上，对当时的思想文化的繁荣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。
例如：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“百家争鸣”、“百花齐放”的文化繁荣局面，就是统治者对“处士”议政的宽松态度带来的积极结果。但是，在秦朝统一六国之后，情况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秦朝建立初期，统治者认为：“秦既称帝，患周之败，以为起于处士横议，诸侯力争，四夷交侵，以弱见夺。于是，削去五等，堕城销刃，箝语烧书，内锄雄俊，外攘胡粤，用壹威权，为万世安。”
他们认为“处士横议”会造成社会的动荡和不安，影响统治政权的稳定。因此，为了打压和控制人们的思想和言行，秦始皇不惜“焚书坑儒”。秦朝紧张的思想文化氛围，导致了处士在社会上的地位与日剧下。这样的局面一直持续到汉代，才逐渐有所好转。汉武帝继位之初，不仅下令恢复和完善察了举制度，还两次下令地方举荐贤将良才。自此以后，汉朝的文化界和政治界都进到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。
此外，察举制度不仅为文化界和政坛带去了源源不断的人才，也为民间知识分子的前途，指定了一条更加光明的道路。之后，处士转向议士的参政路径逐渐变得更加明朗，处士们的身份和地位也与日俱升。
在《史记》中，记载了一个熟悉黄老之术的王生，在去宫中的路上要求廷尉为他系鞋带的故事。查阅史料，这位王生只是一个普通的“处士”，能得到廷尉这般礼遇，可见，“处士”在当时不仅非常受尊重，连社会地位都有了极大的提高。
此外，汉武帝时期，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思想主张的提出，不仅使儒家学派走向了正统学派，还使儒家处士的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抬高。但是，诸子百家在这段时期里却处境艰难，甚至，很多学术逐渐走向了没落。由于统治阶级对儒学的大力推行，到了东汉时期，很多处士在民间开办学堂。
这样一来，原来一直处于归隐状态的处士，与社会和人的交流日渐增多，生活习惯也深受改变。这一时期，虽然行政机构会录用一部分处士，但是大部分的处士，却还是很难进入朝堂，参与议政。
到东汉末年，宦官当道，朝廷风雨飘摇，一些忠臣之士，在多次拒绝与宦官勾结的情况下，也遭到了黑暗势力的打压。历史上的“党锢之祸”，就是这个时期黑暗政局的真实写照。之后，很多处士看到这样的黑暗政局，纷纷站出来抨击议士，重新抨击时弊议论政事，使得历史上再次出现了“处士横议”的局面。
可以说，无论是春秋战国时期的“处士横议”，还是东汉末年的处士针砭时弊，都跟当时的时代以及政治环境息息相关。而且，我们也可以发现，政局动荡的黑暗时期，原本归隐不善与人交流的处士，也会因为对当时社会及对朝廷政事的不满，纷纷开始发表自己对时事的看法，从而，形成“处士横议”之风。
此外，这种社会风气的形成，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当时社会思想文化的繁荣，便于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。就如孟子在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中所说：“圣王不作，诸侯放恣，处士横议。”
其实，不管是“处士”还是“议士”，都是当时时代背景下的产物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