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文忠公者，讳鸿章，字少荃，安徽合肥人，行二，人称“李二先生”，官至直隶总督、北洋大臣、文华殿大学士，晚清时局不堪，国家艰难，赖其力以支撑。
公生于道光三年(1823)，少年入京(1843)，以备秋闱，尝作《入都》诗十首，其诗曰：
丈夫只手把吴钩，意气高于百尺楼。
一万年来谁著史，三千里外觅封侯。
诗言志，其心气狂放如此。
道光二十四年(1844)中举，次年春闱不利，乃以“世家子”师事曾文正，一生得其教诲。公于道光二十七年(1847)中进士，而受教不辍。
咸丰初(1851)，太平军兴，洪杨乱起，时曾文正为吏部侍郎(1852)，丁忧在籍，振臂一呼，天下响应。(1858)公入其幕，筹划军事，受教甚多，亦助力甚多。公尤擅辞令奏折，书法亦佳，湘军廷奏，多出其手。据传，尝改曾文正之“屡战屡败”为“屡败屡战”，声气为之一振。
后太平军击破江南江北大营，威胁沪上。沪上者，天下繁华地也，税赋极多。同治元年(1861)，公自领一军，募兵勇以卫沪上(1862)，曰“淮军”。兵马粮饷，多得湘军之助，其建制组织，亦皆脱胎湘军。虽曰脱湘，实出于湘。又募外兵，为洋枪队、常胜军，火器军械，盛于湘军。
与太平军交接数战，太平军不能胜，沪渎得以保全，财赋得以不绝，乃因功授江苏巡抚。后领军征讨，兵下江浙，攻取苏常，扫荡外围。九帅国荃终克金陵，李公与有力焉。
洪乱既平，曾文正以湘军暮气已深，裁撤湘军，而独留淮军。自此，天下兵马，半数淮军，其后平捻乱，征朝鲜，遂成晚清之军力担当。后世之北洋军，实脱胎于淮军。
公与师曾文正、左宗棠、张之洞并称“中兴四大名臣”。其文章学问略逊曾文正，而声名功业不下其师，承续师之衣钵，甚或有“青出于蓝而胜于蓝”之势。十九世纪后四十年来中国大事，几无一不与李公有关。
洋务运动，轰轰烈烈，始于曾而盛于李。其先，公佐曾文正办安庆内军械所、留美幼童案，出谋划策，襄助甚多，亦受教甚多。后李公接棒曾公，历任两江总督、直隶总督，封疆一方，乃建江南制造(总)局、金陵机器局、天津机器局、天津电报局、轮船招商局、开平矿务局等，费尽心力。天下洋务，半出于李公之手。
又以海防尤重，办北洋水师，购置大小舰艇数十，并筑威海、旅顺、大沽三大军港，号为“亚洲第一”，然其后军备废弛，舰炮陈旧，多不能战。朝鲜事变，平壤兵败，舆情汹汹，皆曰一战。独李公知水师外强中干，弹药不足，恐非日舰之敌手，故极力避战，不幸言中。
甲午一役(1894)，水师覆灭，三港尽失，李公心血，毁于一旦。心酸如此，李公再以衰朽之躯，出为议和大臣，远涉重洋，赴日签约(1895)，于马关遇刺，脸颊遭重创。日人贪婪，李公极力斡旋，终于议定，此丧权辱国之《马关条约》也。李公引为平生之大耻辱，发誓终生不践日土。后访美归来，在日换船，乃于两船间搭一木板，颤颤然于海上交接。
李公多办外务，亦曾出访多国。其外交策略，盖以夷制夷，通利害而引为外援。然“弱国无外交”，国事艰难如此，纵李公长袖善舞，纵横捭阖，人谓外交名家，亦不能有大作为。而近代条约，多出其手，不免有“卖国”之诮。
时帝师翁同龢为户部尚书，时人并讥之曰，“宰相合肥天下瘦，司农常熟世间荒”。盖其经事置业亦中饱私囊，而翁李不和，翁氏常为掣肘。又，李翰章，李大兄也；李鸿藻，直隶人，亦李之政敌。
李公身躯颇长，一米八分有奇，目光炯炯。其才华卓绝，一生进取，未尝稍让，有“东方俾斯麦”之誉，然官场腐败、国力艰难，常有无力感。盖木已朽矣，得一高超之裱糊匠，涂抹光鲜，不更置大木，固其根本，终不能抵御大风雨。欲再造玄黄而终不能也。
辛丑岁(1901)，李公以国事操劳，殚精竭虑，咳血成疾，薨于京师，年七十九。两宫震惶，朝野悚然，海内及外使咸哀悼之。追赠太傅，晋一等侯，谥文忠。
后梁任公作《李鸿章传》，发慨叹，“吾敬李鸿章之才，吾惜李鸿章之识，吾悲李鸿章之遇”。呜呼！身历兴衰浩劫，李公得其时乎？
